蹒跚于真情传承路上的“大个子” ——记八十五岁高龄的高派山东快书名家武汉卿

蹒跚于真情传承路上的“大个子”
 
——记八十五岁高龄的高派山东快书名家武汉卿
 
 
 
1991年,武汉卿(右)与高元钧在北京合影
 
  每逢与武汉卿通话,我的眼前便出现一幅“动态画面”:一位满头白发、大高个头的耄耋老者,拉着一只硕大无比的行李箱,迎着刺骨的寒风,沉默无语地等候在站台上。终于,列车开过来并停下了,因为许多旅客要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完成上与下,使他缓慢、迟钝的动作与高铁的快节奏显得非常不协调与不和谐。还好,拖着箱子的他终于踏进了车厢。大概其知道身后年轻旅客的着急,他微笑的言语像是致歉,其实则是自语:“这岁数果真是老了么?”这场景源于我的想象,即使真相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它却源自老人留给我的抹不去之“印象”。凭借着对他的观察、了解,我坚信不疑:在他近年的人生经历中,这样的“镜头”曾不止一次地发生与重复着。
 
  是的,就是在这把很多人不想再走或走不动的岁数里,他却依然为了对曲艺的真爱而步履蹒跚地行走在传承、授艺的征途中。平心而论,在习惯看“成果”而忽略其“过程”的当下,我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将他看“重”。不承想彼此接触久了,竟让我不断加深了内心对他的崇敬与热爱。这与我不断丰富、提升的曲艺审美观有直接联系:“武汉卿们”才是支撑中国曲艺得以活到今天的重要“脊梁”,是民族曲艺在风雨飘摇中“岿然不动”的坚实力量。他们并不是耀眼的“明星”,而是隐形的、默默无闻的“真家伙”。他为他们创造、见证的山东快书乃至整个曲艺艺术曾经的辉煌,赋予了曲艺健康、青春的血脉与基因。
 
  执着的真爱让他“不近常情”。“大个子”武汉卿把一盘录像带视为“宝贝”,那是1993年恩师高元钧去世时,他用当时的小摄录机录制完成的:当时吊唁的场面颇为庄严、肃穆,自觉去吊唁者数量众多。因为是“吊唁”,时间久了便没有多少人关注它,而他把它看得过重,便成了一种“不近常情”。
 
  当他把录像带的复制版交给我时,我亦觉得不可思议。终于有一天我憋不住了,问他:“您觉得它在今天还有艺术或学术的价值么?”他一脸莫名其妙:“你若对曲艺的爱不是叶公好龙,而是真想塌下身子研究它及其发展规律,高元钧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盘录像带就可以被看作价值连城,因为‘吊唁’时高派山东快书几乎所有嫡传弟子都在现场,而这些弟子及高老挚友无一不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们每个人的成长无一不与高元钧的培养、影响有关,他们大多数人身上都闪耀着高元钧山东快书艺术智慧、思维、功夫的光辉。曲艺青年需要站在巨人肩膀上‘接着爬’而不是‘从头爬’。高元钧大师故去了,我们这些后来者有‘托举’青年人的责任。你打开这段视频,我可以将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艺术特点与成名之作告诉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是一个想做曲艺真学问的人。你不能让我失望啊。它绝不仅仅只是‘历史记录’……”
 
  “大个子”老头说得情真意切,我则满脸羞愧,只想对他说句掏心窝子的真话:我,本来就是好龙的“叶公”啊,已经66岁年龄的我无非是靠着曲艺“混世”,哪曾想到过研究所谓曲艺真学问?还好,我还知道羞愧、脸红,尤其是面对一个85岁的“大个子”老先生时。
 
 
 
武汉卿近照
 
  传承的迫切使他“不可理喻”。熟悉武汉卿的人没有不喊他“大个子”的,而山东快书名字的来源,是高元钧1948年在上海灌制唱片时命名,最早因其擅长说《武松传》,故而被人们称为“说大个子”的。有意思的是眼前这位“大个子”与“武老二”还同姓,这种“巧合”只能解释为他与山东快书有缘了。“大个子”到了83岁高龄的时候,做了件非常“不可理喻”的事情:他自掏腰包4万元,办了一期“高派山东快书《李逵夺鱼》专修班”,把高元钧亲传给他的《李逵夺鱼》传授给了10多位自愿学习、且具有一定表演基础的年轻人——他管吃管住、还管教艺术。
 
  山东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的郭学东所长闻讯赶来,为这些年轻人录制了视与听的“教学成果”,可惜有些人因对唱词不熟悉并没有达到“大个子”与郭所长的预期。对此武汉卿很“开明”:“今天的年轻人要还车贷、房贷,哪个事不多呀,能够来学就很不错了。毕竟时过境迁,现在和高元钧当年在浙江给我们办班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为了凸显‘快书戏做’的高派山东快书特色,还安排了相关老师专门教授‘声乐’与‘形体’,最终让我们懂得了‘综合美’,这是高元钧对山东快书乃至曲艺艺术融入、贴近新时代的根本性要求。我所以着急,是因为看到一些高派山东快书已经见不到高派的精髓,有的只是所谓的‘师承关系’,其风格已经与之‘风马牛不相及’。作为还活着的传承人之一,我不忍心看着高派在传承中‘走样’,因为艺术的所有创新必须建立在老实继承的前提之下。我只是力求用‘原汁原味’证明,高派山东快书依旧有其生命力,我们失去观众的理由不是对它缺乏创新,而是没有认真继承优秀传统的‘乱变’。孩子们背不过词可以继续背,幸运的是我让高派山东快书的独有之美,在这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相信有朝一日它会发芽、成长的。我还想在活着的时候办一期高派山东快书经典作品《鲁达除霸》的研修班。”听他说这话时泪水在我眼里打转,我心里想:“大个子”之所以不认老,是因为他有梦想,故而有健康活着的追求与劲头。
 
  信念的坚守令他“不惧生死”。“大个子”在他这个年龄的老人中当然属于身体好的,起码还能一个人拉着行李箱东跑西颠。2018年我突然接到他的来电,让我把创作完成的山东快书新作《红信封》,交给合肥市曲艺团的双胞胎演员程鸿征、程鸿双演出,之后由他负责给他们哥俩排练。因为我知道他们哥俩曾在很多比赛中表演过由武汉卿辅导的《李逵夺鱼》,而且还获得过很多荣誉,他们能演出自己的新作,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便毫无条件地一口答应。这期间,武汉卿为他们从服装到表演的一招一式都做了极其精心的设计,但由于我的创作初衷并不是为一对双胞胎量身定做,加之这哥俩与武老又不在同一城市,最终演出呈现并不太理想。
 
  之后我们在沟通、交流中,武汉卿说了这样的话:“高派山东快书的语言必须富有动作性,我虽在上世纪创作过广为流传的山东快书《打票车》,但对比另一位高派山东快书弟子、南京军区的陈增智,这方面的差距就很大,比如他写《金妈妈看家》,开始两句‘日出东海照渔家,屋檐垂钩把网挂’,语言富有很自然的动作性。”他边说还边为我示范、表演,而后反复告诫我,不要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要塌下身子研究、总结艺术流派的具体个性。
 
  见我听得津津有味,他显得十分高兴:“从你发表的文章、创作的作品都可以看出,你的爱学习、勤思考在目前的曲艺界非常难得,咱们做个‘忘年交’吧——不仅是‘交往’,而主要是‘交流’。只是我脑子里有个压迫视力神经的脑瘤,使我阅读微信有些吃力,你方便时咱们通话、见面都行,你打个电话我就可以专门由杭州赶来。这些年来,我由杭州往返于北京、深圳、合肥、广州、济南参加各种曲艺活动,都是闻讯自费而来,没给主办单位添过任何麻烦。我是离休干部,深知服从规矩的重要,也懂得年龄大了人家唯恐有闪失……”听他说这些,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默默深思:这个85岁的“大个子”,为了民族艺术及其流派传承,真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他身材高大,上下楼需要两只手扶着我的肩膀。显然,为了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他可以将老命搭上。对比“大个子”,我们似乎显得过于渺小了。翻开他的微信朋友圈,最新一条是他转发的“太行山合唱”的视频,他在留言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唱出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
 
  “大个子”的“不近常情”“不可理喻”“不惧生死”,让我们自叹弗如,因为这彰显出的是我们不可企及、不可逾越又不同凡响的精神品质。包括高派山东快书在内的民族艺术形式、流派的传承,绝非一个轻松的话题,“非常之业”的传承,尤其呼唤、需要武汉卿这样的“非常大个子”。
 
 
 
1964年,武汉卿参加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表演山东快书《三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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