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艺的航标和灯塔



70年来,《讲话》始终与中国文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并时刻主导着中国文艺的发展,它的内容和精神已经内化为中国当代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并渗透在我们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今天,我们学习、纪念《讲话》,固然要从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中获得观念的支持以指导我们具体的文艺实践,但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复杂多变的文化环境和文艺生态中,我们要能够从《讲话》中领略其精神主旨并获得建构新的人民文艺的巨大力量。
  首先,《讲话》为中国文艺确认了一种深沉的担当精神。这篇经典虽然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对文艺的功能上有些特殊的认识,但它的特殊性仍然建立在对于文艺功能的一般性的深刻阐释当中。它所强调的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是我们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也是今天文艺担当功能中最为基本的价值追求。文艺的担当功能不仅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现实、团结教育人民、引领社会前进,更主要的是这一担当精神更是对文艺家自身的思想素质和创作目标的一个基本要求。虽然时代的变化赋予了文艺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也必然带来在确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在确定文艺的评判标准上以及对其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认知上的一系列变化,但文艺创作作为人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高级形式的引领作用是没有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于新的时期,有效地反映现实生活,从纷繁的社会生活中去凝练和确认生活的本质、时代的主流,充分实现文艺创作引领社会人文精神与思想的作用,自觉地承担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人类优秀文化的责任。
 
  其次,《讲话》为中国文艺提供了一种博大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来源于毛泽东在《讲话》之前所倡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谓“民族精神”并不是敝帚自珍、孤芳自赏,更不是我们在某些历史时期对民族文化中劣根和顽疾的津津乐道的呈现、描摹,而是要求我们一方面通过文艺创作去找寻和呈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使民族文化精髓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弘扬,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地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并将其和我们民族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即如毛泽东所说,要把“国际主义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倡导民族精神并不是狭隘保守,而是一种传统文化开放性的、现代性的建设,体现出一种广阔的胸襟。今天,在文艺创作上,我们强调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在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文化接触与融合越来越紧密的背景下,如何形成文化自觉和树立文化自信,既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本土性,又能够融入到普遍性、世界性的文化进程中。这可能是摆在文艺家们面前的又一重要的任务。
 
  再次,《讲话》为中国文艺倡导了一种广泛的人民精神,并使这种精神成为贯穿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气质。应该说,《讲话》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精神的各种内涵。它既包含了对人民主体的指认,也包含了对这一主体精神特征的概括,更包含了如何去呈现这一精神特征。也就是说,人民有着创造人类历史的各种优秀品质,是最值得表现和歌颂的历史进步的推动力量。而人民文艺就是要从“人民生活”中汲取力量和吸收营养,紧密地反映与联系“人民生活”。文艺家们只有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民生活”,才能团结和组织群众、感奋和惊醒民众,才能创造更典型、更理想、更集中的文艺。当下,虽然“人民生活”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但人民与历史的关系仍然一如既往。如果我们的创作者耽于浮华的网络创作、芜杂的时尚文艺、粗浅的人文阅读,那么就可能已经远离“人民”并继续游离于“人民”的方向之外。我们强调文艺的“人民精神”,藉此希望文艺工作者潜入基层民众的生活,贴近底层民众的心灵,从而逐步地、稳健地创造出典型性、历史性、社会性的新文艺。
 
  《讲话》是一篇历久弥新的经典性的文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一方面,它包含了很多文艺基本规律的问题,比如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的评价标准等问题;另一方面又能把中国的时代特点和现实境况融入其中,用于解决时代的特殊问题。它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并不完全是因其出自毛泽东之手并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而且也是因其所体现出的精神主旨虽然经过了“文革”十年的“极左”阐释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重写”解构仍然有着十分强大的生命力,经受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检验和追问。
 
  □周景雷(作者系渤海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1943年10月《解放日报》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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