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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兆和
蒋兆和(1904—1986)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中国现代画坛独领风骚
蒋兆和的艺术巨匠。蒋兆和学贯中西的代表作《流民图》,以其前所未有的宏大、悲壮,以浑厚有力的笔触揭示了大师至真至善的人性,倾泄着对战争的愤怒,表达了对正义与和平的呼唤,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世界艺坛上确立了光荣的地位[1]。
蒋兆和是“五四”运动以来极具变革思想的艺术家之一,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为徐悲鸿写实主义绘画体系的重要人物,是现代中国画派(现代相对画派或相对派)的代表性画家之一。在徐悲鸿先生的影响下,他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造型手段于一体,在“写实”与“写意”[2]之间架构全新的笔墨技法,由此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力,使中国的水墨人物画由文人士大夫审美情趣的迹化转换为表现人生、人性,表达人文关怀,呼唤仁爱精神的载体。
蒋兆和在水墨人物画领域中把中国画特有的造型魅力最大化,使中国的现代水墨人物画一跃而并立于世界现实主义绘画的行列。
人物生平
蒋兆和,祖籍湖北麻城,生于四川泸州;原名万绥,1904年生,自幼家贫。1920年至上海,曾画广告,从

孟卫平先生收藏蒋兆和作品
事服装设计,并自学西画。[3]1927年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为图案系教员。1930-1932年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素描教授,并参加临时青年爱国宣传队绘抗日宣传画。
1935年至北平,次年返四川正式开始现代水墨人物画创作。1937年春返北平,任京华美术学院教授、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师,并举办个展。1947年受聘于国立北平艺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起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2、3届理事,为第4届顾问,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第3、4、5、6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
改革开放之初,蒋兆和站在新落成的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那幅画着裸体少女的壁画前多次称“好”。蒋兆
蒋兆和作品《方志敏烈士》
和始终是以一个博大学人的胸怀看待中国的艺术、看待西方的艺术、看待未来的艺术的。在他从教的五十年间,创立了一整套培养和造就现代水墨人物画人才的教学体系,几十年来,已是桃李芬芳,更多的艺术家走上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道路;他的许多作品至今仍然是后人仰慕至极难以超越的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至高点。
记者先生出版有《蒋兆和画册》、《蒋兆和画集》、《蒋兆和画选》等;发表有《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关于中国画的素描教学》等论文。
弟子
中国当代画家王明明、纪清远、卢沉、马振声、马泉、姚有多、范曾等人都曾师从蒋兆和先生[4]。
作品列表
蒋兆和先生的

蒋兆和 《杜甫像》
主要作品计有:[5]《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阿Q像》、《乞归》、《流浪的小子》、《卖子图》、《小子卖苦茶》、《流民图》、《一篮春色卖人间》等;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创作了《鸭绿江边》、《给爷爷读报》、《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小孩与鸽》等,表达了他对和平生活的热爱之情。
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他更着重于历史以及现代人物肖像画的创作,如《杜甫》、《曹操》、《李白》、《苏东坡》、《文天祥》、《李清照》、《杜甫行吟图》、《茅以升》等,多为抒怀写意之作,而且线条更加简练,笔势益趋奔放。
现实主义巨作

蒋兆和作品《流民图》(局部)
《流民图》是蒋兆和先生最重要的的代表作,从1941年开始构思,至1943年完成,该作品高2米、长约26米,表现逃难群众悲惨的生活。在画面中,蒋兆和塑造了一百多个无家可归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形象,与真人等大。构图多为半身特写,重个性刻画,使形象有呼之欲出之感。笔墨侧重悲怆氛围,烘染愤慨情绪的宣泄,缩短了艺术形象与观众间的距离,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为民写真”的现实主义杰作,显示了画家宏观上把握矛盾冲突、把握社会现象的构思才能和水墨人物画方面的创造精神。
《流民图》以前所未有的宏大、悲壮,以他浑厚有力的笔触起诉战争,与所有不幸的人们一起呼吁下放与和平,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艺坛上确立了光荣的地位。
艺术特色
绘画融中西技法
2007年9月,苏富比中国书画拍卖会举办前期,苏富比中国及东南亚区高级董事、中国书画部主管张超群特别介绍了蒋兆和这个市场较为陌生

蒋兆和
的画家作品。他说,蒋兆和是一九四九年前人物画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只是他的传世作品很少,大部分都在其家人手上,因此市场甚少流通,但张超群认为,蒋兆和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不比徐悲鸿逊色。他说:“蒋兆和把西画技巧结合中国笔墨,以西画改良中国画的艺术理念,与徐悲鸿不谋而合。”
秃笔与苦茶
2007年4月23日在北京语言大学逸夫楼第一会议室举行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蒋兆和艺术研究会”的揭牌仪式。
他在传统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合西画之长,创造性的拓展了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技巧,其造型之精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之深刻,在中国人物画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他直面人生,以毫不掩饰的画笔表现了20世纪中国人民命运的变化,开启了中国现代现实主义人物画的新风。他创立了中国画造型基础课和水墨人物画教学体系,直接培养或影响了一大批卓有成绩的人物画家,被称为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他的作品不仅充实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瞩目,成为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
为纪念蒋兆和诞辰九十周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精美画册《蒋兆和作品全集》(上、下二卷)。集中展现了他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代表作品,较全面地记录了蒋兆和独具特色的艺术成就。
蒋兆和于1941年在《蒋兆和画册》自序中写道:“……借此一支秃笔描写我心中一点感慨……”1946年在《后流民图作者自序于胜利之日》中写道:“……秃管一支,为我难胞描其境象……”1974年在自画像上题道:“流水似箭、珍惜寸阴,紧握秃笔,为民写真。”他屡次以“秃笔”比喻自己的艺术,并非偶然,此中的寓意是深刻的。
我以为,首先含有自谦之意。其次,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惨澹艰辛,其中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不可言喻。其三,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以为庄子所说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他的艺术,其目的在于人生,艺术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对于现实主义艺术来说,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法之法,不择手段。这是技艺发挥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作为艺术家,艺术的基本功、形式、语言、技巧是至关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蒋兆和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练,又备受徐悲鸿的爱护和帮助,他有过硬的造型能力和深厚娴熟的笔墨基本功

作品集(60张)。在他的人物画创作中表现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是他从不炫耀自己的艺术技巧,而是谦恭地研究时代生活,研究社会人物,诚挚地表达自己那炽热的感情。他作画,从来不择笔纸,兴之所至,随手拿来,皆可采用。更“不必当其明窗净几”,以修增雅兴。为他所感动的人物,所谓“登毛坑,坐土炕,傍砖依石,皆可随地作画。”他在教学中,循循善诱,严于规矩,对于年轻人那种缺乏耐心、随便“帅”几笔的表面功夫,批评的尤为严肃。他所痴情追求的是天地辉辉、万物浩荡、至真至善至美、情理融贯为一体的大道,与那种“一招鲜吃遍天”的小技、小巧是无法同日而语的。所谓秃笔,正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返璞归真,以浩然之气,夺造化之工的艺术上的大手笔。
可贵的品质
蒋兆和具备有伟大艺术家所共有的、最为可贵的品质——真诚。他的苦难人生,使他独忠于社会的苦难,灼热而正直的良心,使他独忠于劳苦大众。“于茫茫的沙漠中,看看那慢慢奔走的骆驼”,“当炎威烈日的时候,听听那不可忍受的苦蝉。”触动他的灵魂的是人生。“于是我知道,有些人是需要一碗苦茶来减渴。”“……如果其然,我当竭诚来烹一碗苦茶,敬献于大众之前,共茗此盏。”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人物形象,穷愁悲苦的难民,都有着纯朴、善良和不屈服于命运的个性,天真的儿童和纯情的少女,于美丽可爱之中总包含着苦涩。在那倾注着情与血的画幅上,或许见不到“一波三折”的优柔和“墨分五色”的绚丽,但细心的观众都可以从那频繁顿挫的勾勒中和苍劲、枯涩的皴擦中,用心灵体察到那个时代悲怆痛苦的节奏。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把蒋兆和画中那“黝黑、粗壮的线条”比喻为“伤痕”,蒋兆和就是这样真诚地发挥着属于他自己的艺术个性。如果说现实主义的山水画大师李可染创造的美是庄重而幽深,那么现实主义的人物画大师蒋兆和创造的美是崇高而苦涩。如果说,法国世纪的现实主义画家米勒,通过和平、温馨的日常生活表现劳动者的圣洁、纯朴,那么蒋兆和在20世纪通过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表现了劳动人民那悲壮的凄凉。
蒋兆和的艺术,为人减渴,“雪中送炭”,因此必然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艺术。蒋兆和从不自命不凡,然而他却创作了非同凡响的艺术。
人物事迹
与北京老百姓
说起旧京画坛来,没有人不晓得蒋兆和,但论京派画却从不把他当做正宗,因为他和齐白石都不是以金城、周肇祥为首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成员。在极左的岁月,往往不正视画学研究会精研古法弘扬国粹的用心;重视传统了,又往往忽略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们革新创造的意义。说实话,他们都已成了传统,前者是老传统,后者是新传统。他们已构成了一股合力,缔造了北京的美术,培育了北京的几代画人,是北京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品牌。
要论画家与民众的关系,蒋兆和与北京老百姓贴得近。蒋兆和(1904~1986)原籍四川泸县,16岁浪迹上海,而立之年流寓北平,自此为京城老百姓写照,成为老百姓的画家,给他那些悲剧

蒋兆和画作(40张)性作品做过模特儿的老人们还有不少健在。正如1942年他在北平出版的第一本画册的自序所言:“知我者不多,爱我者尤少,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惟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尤其1943年完成的《流民图》百位难民形象虽情系大江南北,但也都是北京人做的模特。此高2米长约25米的巨制在北平太庙(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时,不及一日即遭日方军宪禁止。它在日本侵略者的鼻子底下把人生被毁灭的惨状如实地呈现出来,发出了对罪恶战争的批判,那“贼”怎么不心虚,怎么能容忍呢!1967年,不懂事的红卫兵们把《流民图》批判为“反共卖国的大毒草”,他们怎么没有想过日本军宪怎么会禁止“反共卖国”的作品呢!今天,将《流民图》称为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伟大画卷,将它与毕加索的《哥尔尼卡》和丸木位里、丸木俊的《原爆图》并称为二战期间反战爱民的三大经典,这也应该是北京老百姓的骄傲。
蒋兆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执着地为下层民众呼吁呐喊的水墨人物画家,解放后是人民大众的歌者,又是自成体系的现代水墨人物画教学的一代宗师。时下的美术市场那么红火,仍有许多画家坚持为民写真,这自是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续,是蒋兆和艺术传统的继续。因此,把蒋兆和作为学习研究的对象,以蒋兆和艺术研究会作为弘扬蒋兆和艺术精神,弘扬现实主义艺术的阵地实乃学术界的一件幸事。该会在筹备期间即已有多项学术活动,它正式挂牌之际又在策划以“民生·生民”为题的人物画邀请展奉献给首都百姓,可见蒋兆和的艺术精神深深地活在人民心里。
蒋兆和寓所
蒋兆和寓所——竹杆胡同113号
竹杆胡同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北往南数的第二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朝阳门南小街和朝阳门南大街,长600多米。明代,称“铸锅巷”,据传当时此地聚居铸锅匠人,故名;清乾隆时称“竹杆巷胡同”,据说因当时此地有竹竿市场而得名,其实“竹竿巷”乃“铸锅巷”之音讹传也是可能的;宣统时称“竹竿巷”;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胡同两条南北向的小胡同(贵人关、北扁担胡同)并入,称改“竹杆胡同”。
竹杆胡同113号,旧时的门牌是竹竿巷甲34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现已被改造成为楼房居民区,北竹杆胡同8号楼占地的一部分。
据房屋档案记载:竹竿巷甲34号,坐北朝南,由东、西两个小院组成;街门开在东院的东南角,为穿墙式小门楼,故西院为里院,东院为外院。外院是一个呈刀把形的三合小院,院子的南部是通向街门的狭窄过道;房屋集中在院子的北部,有北房4间,东房、南房各3间,西院墙有穿墙门与里院相通。1943年,著名画家蒋兆和在这个小院里完成了扛鼎之作——《流民图》。有评论说:“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诞生的《流民图》是蒋兆和的代表作,它融西画与中国画传统笔墨于一体,集大成地将中国水墨人物画技巧前所未有地推到了现实的面前,代表着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新纪元。”“《流民图》,它走向了画家爱国精神的顶峰,走向了画家崇高艺术的顶峰,走向了画家人生的顶峰。” 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一个贫穷的书香门第。其父蒋茂江(字汇泊)是清末秀才,虽书画诗文为当地所敬重,却因家无余荫只能以教蒙馆为生,生活自是困苦。旧时有谚:“家有三斗粮,不当小孩王”可为佐证。蒋兆和到了上学的年龄,当时科举已废,新学已兴;然而,却因家境窘迫蒋兆和不能到新式学堂读书,只能在其父执教的蒙馆中接受传统的旧式教育,在其父的影响和指导下研习丹青。
自学成才
蒋兆和对于美术,有天赋,有兴趣;美术对于蒋兆和,则是其生存的需要,谋生的手段。他在《蒋兆和画册》(1941年版)自序中写道:“嗟夫,处于荒灾混乱之际,穷乡僻壤之区,兼之家无余荫,幼夫教养,既无严父,又无慈母;幼而不学,长亦无能,至今百事不会,惟性喜美术,时时涂抹,渐渐成技,于今数十年来,靠此糊口,东驰西奔,遍列江湖,见闻虽寡,而吃苦可当;茫茫的前途,走不尽的沙漠……”
1920年,16岁的蒋兆和因生活所迫离开家乡,沿长江东下流浪到上海。为了糊口,蒋兆和画人像、画广告,搞商业美术设计和服装设计,自修素描、油画和雕塑,他像阿Q一样“舂米便舂米,割麦便割麦”。即使这样,有时还得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对于阿Q,人们习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蒋兆和创作于1938年的《与阿Q像》,阿Q的左手托着右手,虽然显得无力,但右手却是攥着拳头。
蒋兆和说:“在旧中国,失业和流浪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尽管如此,蕴藏在我心中的要把当代现实生活画下来的志愿,并没有因穷困而有丝毫动摇。”蒋兆和与贫苦大众是息

蒋兆和先生塑像
息相通的,他画黄浦江畔的黄包车夫,画北平城里捡破烂的老人和算命的盲人……画自己亲历、亲见的人间苦难。齐白石看到蒋兆和画《卖子图》,题写了“妙手丹青老,工夫自有神。卖儿三尺画,压倒借山人”的诗句。《艺海春秋—蒋兆和传》的作者刘曦林说,蒋兆和是一位悲剧艺术家,“他在造型艺术可能的范围内,以诉诸视觉的形象,把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给人以悲剧般的感受。”蒋兆和自己说:“识吾画者皆天下之穷人,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
谈到蒋兆和,必然要谈到《流民图》。《流民图》高7尺、长9丈,称得上是巨幅长卷,通过一百多个不同人物的造型,真实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浓缩了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流民图》饱含着艺术家的心血,也体现了蒋兆和的大智大勇。
《流民图》于1943年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诞生和展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凝聚着艺术家的智慧和沦陷区人民的支持。蒋兆和以画像为名广泛收集素材,1942年完成了《流民图》小稿,为防人耳目,逐一找模特儿写生,分段放大制作,画一部分藏一部分,在两米多高的画板上只留一两个孤立的人物形象,使人无法了解画卷的全部。1943年9月《流民图》停笔,琉璃厂宝华斋裱画店的师傅们连夜在当街石台阶上,画面朝下,装裱了《流民图》,开创了裱画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为防不测,蒋兆和印制了50套《流民图》的照片。
为了通过日伪当局的审查,《流民图》改名为《群像图》,作者被迫在报纸上发表一篇能够通过审查的《启示》。
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正殿展出,络绎不绝的人群静静地走过那漫长而悲哀的画卷。仅在开幕之际,50套《流民图》的照片就全部售空。当天,日伪当局就禁止了画展,当蒋兆和正要离开现场时,一位监督收场的中国警察走到画家面前,恭敬地敬了个礼。二人泪眼相望。
蒋兆和
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的女儿,画家萧琼参观了《流民图》画展,第二年,萧琼与蒋兆和结为翰墨姻缘。蒋兆和时年40岁,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新中国成立后,蒋兆和以满腔热忱用自己的画笔歌颂新社会和新生活。他画面上的人物不再是乞丐、流浪汉、苦力出卖者或其他受命运拨弄的人,而是新社会的建设者、自己国家和土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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