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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帝师”翁同龢民间传人沉浮录
人民文艺网    2014-12-24 17:58:59    文字:【】【】【

      作者:吕礼,硕士,就职于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中国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学研究会研究员,世界华人交流协会研究员,巴蜀喜剧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会员,崃山诗词学会理事,邛崃市企业文化学会会长,加拿大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协会授予“文化传播推广大使”。

“两代帝师”翁同龢民间传人沉浮录

.民间突现翁同龢门人

    马年的仲春依然春寒料峭,然而这寒意却没有挡住我到康德勋教授家的脚步,康教授不仅是成都市文化馆高级研究员,四川曲艺资深作家,四川灯谜协会会长,全国群星奖戏剧小品大赛评委。

    在康教授家里,一副“帖底碑味”的翁同龢对联闯入我的眼帘。我想:“对于像康教授这样的专家而言,藏有什么人的作品不是正常的呢?”但是,凭我对翁同龢的肤浅了解,翁家六代为官,翁同龢是四朝元老、父子公孙三状元、两代帝师,“翁体”当属皇家书法,史载,翁同龢奉旨于两宫太后,亲自辅佐同治和光绪皇帝,荣为帝师,因而光绪的书法在清代诸多帝王中技高一筹,有“帝笔法雄劲”的评价。

    翁同龢书法有所谓“人得片纸,珍若兼金”之说,故而“翁体”书法在民间流传极少。我想到这里,背皮子都发麻了,我忍不住问道:“康教授,您居然还藏有翁同龢的字?”他听罢,笑眯眯地说:“您仔细看看喃?”

    经康教授这么一提醒,我才认真地看落款处为“汉州李氏”临,再看印章,居然是“翁同龢三代门人”。 不看则已,一看我脑海中冒出无数个问号:这“汉州李氏”是何许人也?多大年龄?和翁同龢是什么关系呢?又是如何成为“翁同龢三代门人”?康教授和这幅对联又是如何结缘的呢?能入康教授“法眼”的作品当价值几何?带着心中的这些问题,我冒昧地向康教授说出希望结识这位书法高人的愿望。诚请康教授居间说项,告诉我李嘉湖老师的府第。但是,康教授又对我说:“李嘉湖老师为人很低调,喜欢清静,他见不见你,就看你和他有没有缘分了。”“李嘉湖难道真的很孤傲?为什么孤傲?他的人生岁月有哪些沧桑?是不是长着一副仙风道骨而又不食人间烟火的隐者呢?”带着满腹狐疑,和“三顾茅庐” 的精神,我试着敲开了李嘉湖老师的“怀清堂”。但见,天庭饱满,慈眉善目,面色红润,说话慢条斯理,低调的性格写在脸上,一问一答显示隐者的“冷漠”,尤其是在挂有乾隆时期的牌匾“清世锦堂”和“扶杖登朝”,以及溥仪皇帝之师陈宝琛题写“瑞气堂”牌匾的客厅中赐茶与我,真感惶恐的同时,也隐隐约约看到隐者的风范和身上诸多的秘密。然而,对“翁体”的共同喜好还是让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语言,进而成为忘年之交。一个“翁体”书法百年传承的辛酸往事在李嘉湖身上慢慢被解秘。

    李嘉湖,原名李家福,字怀清,1952年出生在四川省广汉县高坪乡人民公社的一个商人家庭,19608岁入小学,半年后就对写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赋。为了让孩子学习写字,父母在他二、三年级时曾把他转到擅长琴棋书画的舅舅所在的什邡小学读书,天才加勤奋的他常得舅舅夸奖,由此让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描摹临帖,书法功底与日俱增。四年级时,因得知家乡有位毕业于广汉女子师范学校的陶自雍老师书法出众,父母又把他转回老家就读于陶老师的门下。陶老师不仅教他学习写字,还时常教导他“乱世修文,闲时练武,今后必有用”等做人道理,进而潜移默化地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在那经济落后年代,李嘉湖非常幸运地遇到对他宠爱有加的父母,遇到了对他循循善诱的老师,尤其是遇到被当地人称为“刘画家”的刘铭竹先生。

    作为恩师,刘铭竹不仅教他书法,还给他另起名字。那是在他从师学书四年后的19706月的一天,刘铭竹对他说:“家福,你这名字,我给你改改,家福,太一般了,用‘嘉湖’吧,嘉兴,湖州是江南最富庶的地方,也是最出人才的地方,还有,“嘉”字是喜字加力,则有力之喜,意指喜上加喜。以后,书法就用此名。”为了从普通百姓追求物质满足为主的“家福”脱胎为墨客骚人追求诗情画意的“嘉湖”,师徒二人以后将付出怎样的辛酸呢?在我的想象中,“翁同龢三代门人”完全应该在中国书坛享有一席之地。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他,居然还不是中国书协会员。19916月,李嘉湖到成都四川省美术馆买一本《中国书画》书,由于买好书后时间还早,他就前往后子门拜会时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林向教授。林教授见李嘉湖来了,马上给时任四川省书协副主席的何应辉(现任中国书协副主席,四川省书协主席)打电话说:“嘉湖来了。”十五分钟后,何应辉赶了过来,看完李嘉湖带来的三幅字,他赞不绝口,并说:“嘉湖你完全可以参选中国书法展。”林教授也说:“你要加入中国书协,相信没问题”。李嘉湖回答道:“我只是爱好书法,我的字还不行。”其实他是深受恩师的影响,满脑海中还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的理念,所以虽没当面拒绝两位同行的建议,但是此后却没有行动,从而与世人羡慕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头衔擦肩而过。那么,这“翁体”书法和“颐和园”三字又是如何沾上边的呢?请看下回分解。

.题“颐和园”“翁体”摘冠

    有一次,就在我和李嘉湖老师准备聊聊“翁体”书法是怎么和“颐和园”沾边之际,巴蜀笑星王宝器——王曾郅来了, 他是李嘉湖的女婿,追随李嘉湖学习“翁体”书法多年,对“翁体”书法百年传承背后的故事也非常熟悉。

    王老师给我讲述了一个小插曲 。那是2013年夏,他带着几分喜悦和几分崇敬的心情,专程去北京完成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受岳父李嘉湖之托,给颐和园的牌匾拍照。完成岳父之托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一种亲临“圣地”观摩体验的感觉这让他对“颐和园”顶礼膜拜。远观近看“颐和园”这三字金匾,用心体味那“帖底碑味”的“翁体”书法,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妙不可言。联想到自己师从岳父学习一代宗师翁同龢书法路上的点点滴滴,他感触良多,他正在给牌匾拍照时,听到不远处的导游们却屡次对游客们说:“大家看,这就是颐和园,上面的那块匾是光绪皇帝亲自题写的。”如此逆耳的声音让他清醒了:“啥子喃?光绪皇帝亲自题写?这是那个在打胡乱说啊!”一种捍卫心中“圣地”的本能让他与那些导游展开了唇枪舌战:“这是严弼成写的哈,不是光绪皇帝写的。”京城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颐和园”究竟是谁所写。应该让世界人民知道,还真相于天下。更何况匾上清楚的盖有“慈禧皇太后御览之宝”和“光绪皇帝御览之宝”的玉玺,难道就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御览,什么叫御笔吗?他为什么还敢于在此力排众议呢?一则是王曾郅随岳父潜心学习“翁体”书法多年,通过岳父对“翁体”书法有所了解,岳父告诉过他真相。

    据《清史稿?翁同龢传》记载:翁同龢曾先后学习过董其昌、米芾、颜真卿等人的书法,进而创造出一种醇厚宽博为特点的“翁体”书法,其字体沉雄豪放、左右开张、中实苍茫,“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作为晚清书法界的一代宗师,“翁体”书法的第一代嫡系传人当是同治和光绪皇帝。史载,在翁同龢的圣学功课中,书法当属重要一课,“翁体”于是成为皇家书法。在那个普通百姓不能和皇帝称“同门师兄弟”的时代,在普通人士难以和皇家书法走近的时代,据我所知翁同龢在四川留的真迹稀若晨星,新都宝光寺那副中堂:“褚无量刻意墳典,家临平湖,有龙出,人皆走观,无量尚幼,读书若不闻,众咸异之。”则更显珍贵。李嘉湖又是如何成为“翁同龢三代门人”,这种皇家书法又是如何花落民间的呢?

    历史常常有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两位帝师的资历,敢作敢当的性格,让当朝宰相翁同龢悄悄的在民间暗收了3徒:即晚清著名书法家严寅亮(字弼成,一说字碧岑,号弼丞,别号剩广、剩庵等),后来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和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沈曾植。其中,1854年出生的严弼成是贵州印江人,自幼就显示出非凡的书法才气,1889考中举人,虽然次年赴京会试未中,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他习业于国子监期间结识了长他二十多岁的国子监祭酒——翁同龢,此时翁相已经看到严寅亮罕见的天赋,今后必是可用之才。因此冒险暗中将其收为门生,且加造就。此后,严寅亮很快悉得“翁体”皇家书法的精华。或许是历史有意无意要给“翁体”书法以机会。为了庆祝自己六十万寿,慈禧太后不顾内忧外患和国贫民弱的家底,居然挪用海军军费并以光绪帝名义下令重建清漪园——后来改名颐和园。面对高端大气上档次园林,这“颐和园”三字当由谁来题写呢?为此,挑剔有加的慈禧在1891年亲自召集京中书法名流至御前恭书,一时间,旷世海选展开,无形硝烟弥漫,邀功争宠者云集。然而,包括“翁体”嫡传光绪帝等人的作品都没有入她的法眼。为了平衡宫廷的派系关系,为了体现上下一体的君民关系安抚民心,她特懿诏由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负责向民间高手征集榜书颐和园。高手过招,电光石火,须臾之间,伯仲已定。最后,在翁同龢授意之下参赛的严寅亮,其“颐和园”三字以龍相笔力相融变化,遒劲、浑厚风格一路过关斩将,慈禧率重臣观后心中大喜,当即宣诏御用,并破例召见(清制:四品以下官员皇帝均不待见)。而后,园内楼台亭阁尚需的匾额18方,楹联23副均由严寅亮奉旨书写,而他都能以行草秀逸出之。甚为满意的慈禧赐以龙纹镶边的“宸赏”玉章一枚及“恭书颐和园榜题”印章,则足以告诉世界:颐和园是严寅亮榜书无疑。而严寅亮遗留的印章,至今尚存“蓬生留翰”及龙凤饰边“恭书颐和园匾联” “恭书颐和园榜题”各一枚。这些玉章和印章记录了“翁体”书法辉煌的历史,不仅改变了严寅亮的人生轨迹,而且还让翁相一代门生严寅亮和第二代门人刘铭竹结下了缘。就这样,在高手林立的京城,能从在海选中胜出的48位大书家所写“颐和园”三字中,脱颖而出,拔得头筹,“翁体”书法可谓实至名归。                                 

    话说严寅亮留任北京后,奉旨行走南书房,其间与四川三台县刘家坎人刘铭竹的父亲(已中探花)成为同僚。1898年,刘铭竹出生在北京。不仅是因其父与严同朝为官,私交甚佳,更是因为严寅亮见刘铭竹天资聪明,喜好书法,堪称可造之材,于是便将其收为弟子。1907年,严寅亮奉旨到四川任候补知县,成都官书局校勘,任间将其墨迹石印成册,名《剩广墨试》,以广流传,还留有“杜甫草堂”、“望江楼公园”等墨宝。与此同时,刘父也将儿子送回四川跟随在严寅亮身边继续学习“翁体”书法。几年下来,严寅亮将自己“翁体”书法的精华悉数传给了刘铭竹,直到辛亥革命后师徒二人才各奔东西。那么,师徒分手后皇家书法——“翁体”又是如何走进民间的呢?请看下回分解。

.皇家书法走进民间(一)

    辛亥革命后,严寅亮从成都返回故乡(为了纪念恩师翁相,改弼成为弼丞),刘铭竹也于1912年被父亲送到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创建的武昌博文学院学习,在这里打下的良好英语功底让他在抗战期间成为为数不多的可以直接和美国人交流的中国官员之一。此后十年有余的日子,“翁体”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刘铭竹走南闯北,结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商界、政界和军界的若干重要人物,这些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而且其中有些人还为他的“翁体”书法走进公众视野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1917年,他还结识了比他大两岁的湘西援鄂民军第一路所属之游击司令贺龙,并成了好友,直到1927年贺龙发动南昌起义后他们才各事其主。1918年,刘铭竹考入复旦大学国文部。1922年,24岁的刘铭竹在《北京京剧月刊》担任编辑主任。1923年,对率"承华社"赴香港太平戏院演出凯旋的梅兰芳进行了专访,二人成了挚友。1924年,经朋友举荐,刘铭竹到李鸿章的小儿子李经迈(18761938)家中作幕僚。期间,不仅李家堂屋中挂的对联“心在南湖常淡定,身倚北斗觉高寒”影响刘铭竹的一生,更重要的是在李经迈的举荐下,刘铭竹进入了轮船招商总局,开始了他上海的风云人生历程。

    1924年,轮船招商总局成立52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上海市老政府旁的上海招商总局举行。董事局提出横幅字不用幻灯放大,要在昂贵的苏州白大绸上面榜书。这令上海书法家都不敢接招。在组委会的质疑声中,刘铭竹当场表态:“我来写。要是大家不满意我写出来的字,愿意全部赔偿。”可是,当“上海招商总局成立五十二周年纪念”的“翁体”榜书出现在大家面前,上海滩为之轰动。就这样,以“翁体”书法作为平台,刘铭竹成为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也让他结识了不少上海文艺界和政商界名流。19253月,在上海已经颇有名气的他赶赴北京参加孙先生的国葬过程中,结识了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并任19327月创设的上海通志馆馆长的柳亚子。后来还在上海结识了自己的第一任夫人——上海大世界的美女英语翻译梦恒。可惜的是,她很早就因肺痨而去世。从北京回来后不久,他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上海招商总局轮船航运公司长江航线视察主任。192961日,他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灵柩移放中山陵的奉安大典。频繁的政治活动不仅让刘铭竹结识了不少的国民党要员,而且他也很快成为上海众人眼中屈指可数的书法大家,很多政商要人不仅需要他的权力“帮助”,还常向他索要墨宝。当时,中国陆地交通没有水路发达,特别是做贩卖军火和走私鸦片的上海“三大亨”,更是要和控制着长江航线的刘铭竹搞好关系。上海青帮的杜月笙为了鸦片和军火生意时常请刘铭竹赴宴拉拢他,张啸林更是刘铭竹府上的常客。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以及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戴戟、吴铁城;上海市长张定璠、张群这样的政府要员,也曾找刘铭竹索求墨宝,所以,那时的他可谓风光无限,可以在龙华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政府都是随进随出,成为当时上海的风云人物,李宗仁在坐他的轮船考察期间也与他结缘。就这样,他的“翁体”书法也因为这些上层人士的追捧收藏而为更多人熟悉和喜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国难当头,岂能幸免。抗战爆发后,“翁体”书法也随他由上海走进了西南。“淞沪战役”后,刘铭竹奉命到云南帮助反法西斯盟军美国人修建野坪机场。在云南宣威期间,刘铭竹曾经担任代理司法处长,宽审了几百件共产党的相关案件。

    与此同时,四十岁他也想安个家了。虽然他要求的夫人是一个不识字的非名门闺秀,是一个只要给他生一堆孩子的女人即可,但是,最终选到的是一位中专毕业的大地主之女——邓明芳。后来,他们有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有家有口的日子并没有结束他奔波生涯,奔波生涯也让他的“翁体”书法进一步走进公众视野。

    194312月,国民政府派刘铭竹为中方代表,专门配合美国第58重型轰炸机联队实施“马特豪恩”计划之一,即在广汉的三水镇修建广汉机场——今天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训练机场。“翁体”书法也因此走进了四川。为了方便和美国人交流,国民政府给他配了一辆“福特”牌轿车,正是有这辆轿车,他才每年到新都宝光寺避暑,并与妙能大和尚成为朋友。1948年,他应第16兵团副司令官曾苏元之邀为宝光寺新建祖堂题写保留至今的“万派朝宗”金匾,“翁体”书法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它独有的魅力。而此前的1946年,京沪卫戍总司令汤恩伯也找刘铭竹请要墨宝,他为之题写“鉴空衡平”四个字。那么,刘铭竹军政生涯结束后的皇家书法又是怎样走近民间的呢?请看下回分解。

.皇家书法走近民间(二)

    伴随进军大西南的号角,国民党要人一片恐慌,纷纷择机外逃。其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坐专机到广汉机场接刘铭竹赴台,问他:“你是骑马还是坐轿哦?”意思是,要他做好离开大陆的准备。刘铭竹答道:“跟着慧公走。”但是,最终因为刘夫人不愿意离开大陆,而没有走成,冥冥之中让“翁体”书法在四川落地生根。

      194911月,国民党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来到彭县龙兴寺共谋起义大计时,邓锡侯把刘铭竹从广汉召到彭县书写起义投诚书及电文,“翁体”书法有幸见证了129刘、邓、潘三将军的起义通电。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参加19511952年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杜甫草堂举办“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投诚学习班”时,他曾经为草堂题写的“清池皓月”牌匾却被取了下来,“翁体”书法因他而蒙受了不白之冤。

    学习结束后的刘铭竹在广汉一中任教,“翁体”书法随他走进了学校。1956年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到广汉高坪乡人民公社四大队三生产队——唐家碾劳动改造,“翁体”书法又随他走进了农村。在农村劳改的那段历史对“翁体”书法的嫡传弟子刘铭竹而言是不幸的,但是对于当地人李嘉湖而言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

     19664月的一天下午四点左右,高坪小学的曾校长和邓治华主任邀请刘铭竹老师到学校来写大标语,如:“为人民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做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觉悟的劳动者”等。那时,李嘉湖正在高坪小学上六年级,久闻刘老师大名的他激动不已,他不顾世人对刘铭竹的鄙弃,跑去看他写字,为他拉纸端墨,竭尽“套进”之能事。刘铭竹也没有想到小小的高坪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喜爱书法的孩子,对李嘉湖的良好印象由此开始。师徒二人由此结下了差不多三十年的缘分。 

    此后不久,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被定为国民党上校的刘铭竹自然是批斗对象,时人唯恐惹火烧身,对他都是避而不及。可他没有想到的是,李嘉湖却反而怕火不烧身,经常主动到刘家,请教书法。历史就是这样辩证,一方面刘铭竹的特殊身份让他置身政治批斗的漩涡,另一方面却让他的皇家书法屡屡在各类政治集会和宣传中频频走进民间。在此过程中,青年李嘉湖坚持与师傅荣辱与共。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批斗,他有勇气用架架车拉着刘铭竹东躲西藏,广汉雒城镇东街的东风小旅馆,城外的澳门路小旅馆都是他们躲避的地方,夜深人静的时候,师徒二人时常抱头痛哭。痛哭过后的日子还是不停的写,为了政治任务而写,为了传承中国书法而写,为了不被批斗而写。刘铭竹当年在唐家碾时住的是茅草房,春节时他书写的门联:上联是“红太阳千秋永照”,下联“毛主席万寿无疆”。横批:毛主席万岁。就在这样无奈的岁月里,李嘉湖也渐渐成为地方享有盛名的书法家,在当地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皇家书法在特定的年代就是以这样一种特定方式走进民间还真有点匪夷所思、耐人寻味。数年下来,李嘉湖书艺渐长,与恩师的感情也与日俱增。为了照顾恩师并跟从恩师学艺,他在1974年还婉拒峨眉电影制片厂招工组长周国富希望招他到厂作字幕员的工作。但是,他为了生计却于19701215日在广汉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拉架架车。艰苦的日子没有磨灭他对“翁体”书法的酷爱,在世人鄙弃的目光中,他是宁可一月食无肉、不可一日不写字,天赋和勤奋让他的“翁体”书法渐入佳境。真诚和感恩终于在1972618日得到回报。这天下午四点他正式按古老的拜师传统向刘铭竹敬茶,行拜师礼,名正言顺地成为翁同龢书法的第三代门人。1967年春天,刘铭竹食瓜而美,乘高兴之际,李嘉湖向老师问起:“您的师傅是那个哦?”刘答:“严弼成嘛。”李又问:“严弼成是那个嘛?”刘回答:“颐和园的匾就是他写的嘛。”李又问:“那么严弼成的师傅又是那个呢?”刘又答:“翁同龢嘛。”在场的还有李永春。

    在刘铭竹看来,要学写字就要先学做人。1972年李嘉湖拜师之际,刘铭竹给他写的首副书法是做人的道理,“真诚笃实清慎勤,英雄见惯亦常人。书到用时方恨少,交至通财渐不亲。”那么,师傅刘铭竹给李嘉湖在生活中上的第一课是什么呢?拜师后,他们到外面吃饭庆祝,饭后李嘉湖争先恐后给钱时,老师却不允许,而是把自己的钱给了,要李嘉湖自己给自己的饭钱。理由是:“要得朋友长,天天要算伙食帐。”如此能让皇家书法传人的关系破例吗?1974年的夏天,刘铭竹破例送了前来看望他的弟子李嘉湖一段路程,突然对他说:“我的掌上明珠,由我作主许配给你,望你善待。”此时的李嘉湖,感觉压力很大,自己配不上老师的女儿,今后,更不敢提及此事。

    貌似缺少人情,实则人间真理,师徒情分犹如君子之交淡如水。“文革”中一只耳朵被打聋的经历没有让刘铭竹低头,批刘铭竹时,刘看到批斗牌子上写着“历史反革命”,刘铭竹对李嘉湖说:“他们说我是反革命,革命,我都搞不赢,还反革命,不得空。”两人捧腹大笑。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暴打还是让多年历练的豁达内心开始摇曳。那是1967年,造反派把刘老师抓去学习班,横加批斗,耄耋之年的刘铭竹再也经不住打了。他冲出教室,跑到公路上去撞黄河牌大货车,以死相博。幸好被人拉回来,但是批斗挨打还是未能幸免。那些家伙把他按在地上,头发都扯掉了一大把。此情此景,能让皇家书法的传人分道扬镳吗?不能,绝不可能。

    事实证明,刘铭竹是有眼光的,李嘉湖更是有情有义的汉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始终如一在生活上悉心照顾师傅,刘经常说与李嘉湖是他的患难之交,在书艺上则是始终如一地求师指点。刘铭竹更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让李嘉湖熟悉“翁体”书法真谛。1971年,刘铭竹带徒弟李嘉湖和李永春到新都宝光寺,看翁同龢的真迹,告诫徒弟,以后一定要将祖师爷的字临摹回去,可是这个梦一直没有实现。1972年,刘铭竹在教李嘉湖和李永春学书法时,他赞扬于右任编写的《标准草书》,但是不要徒弟们先练习草书,在他看来时间久了就成了一般人难以看懂的“天书”。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艰难岁月没有阻断皇家书法走进民间的脚步,皇家书法的传人以坚强乐观的精神在传承着中国书法。

    君不见,刘铭竹有两枚很特别的闲章,一枚叫“硬碰”,体现了他威武不屈,用真功夫与顽强的对手较量,毫无退缩的精神;一枚叫“要活一百三”,体现了他积极乐观的心态,相信自己终究会被平反。最终,他在1979年被平反后安排到广汉第四中学总务科工作。李嘉湖皇家书法的影响也走出高坪公社,成为广汉小有名气的书法家,1984年底,广汉酒厂也慕名招他到厂里上班,成为正式员工,专门负责文宣。皇家书法终于迎来了太平盛世,那么,太平盛世下的皇家书法传人又是如何出师的呢?请看下回分解。

    太平盛世稳定的生活,宽松的环境给两人极大的创作灵感和创作空间。80年代,一家公司请刘老师当书画名誉院长,请他到成都写字。那时,刘老师的字被公司操作,远销欧美日韩,当时他的一张四尺单条就要卖800美元。刘铭竹连写了3个月,由于很长时间没见到李嘉湖了,甚是想念,于是,他写信给李永春,喊李嘉湖去成都与他一面。李嘉湖不去,因为,刘老师去写字,不收对方一分钱。刘老师的家人也大为不满,李嘉湖也觉得老师这样不值 ,所以没去。过后,刘老师对李嘉湖说:“我哪敢收钱哦,打怕了的嘛。”从此,“打怕了”这三个字成为刘老师的口头禅。

    但是,师徒二人常常出去“合作”一显身手,他们的“翁体”书法让不少地方锦上添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位于成都春熙北路(原反帝北路)一家糖果糕点商店,需要写巨幅大招牌。应公司刘书记邀请,师徒二人搭着高架在二楼开始了工作,李嘉湖当街榜书,引起围观,交通因此中断。2米见方的6个巨幅大字,“翁体”书法又一次置身繁华闹市。刘书记跑来通知说,记者要来采访,李嘉湖很是兴奋,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刘铭竹居然喊着他快走,李嘉湖不解其中原因,与师相问,刘铭竹回答:“人怕出名猪怕壮,打怕了的嘛。”残酷的政治环境养成了他谨小慎微的性格,八十多岁的他还真有点落后于时代潮流了,有些世人眼中已经求之不得的好事在他这里成为可能带来天灾人祸的起点而被搁置。还记得那是1986年,德阳公安局接到刘铭竹当年在上海共事的同僚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谷正纲从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打来的电话,转到广汉公安局,要请刘先生接电话。他的子女都很高兴,当时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七个年头了,两岸三通,人员往来已属正常,有海外关系对不少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好事。但是,刘铭竹坚决不认这层关系,怕受牵连。后来,李嘉湖问老师为什么不去接电话,和台湾的老友搭上关系,刘铭竹固执的说:“坚决不能认,打怕了的嘛。”刘铭竹不仅对外人是这样,对自己父亲的情况他也讳莫如深,以至于连他的子女都不知道自己爷爷的名字。如此“冷漠”的人什么时候才能让李嘉湖成为合格的皇家书法传人呢?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1986428日,下午两点,已在广汉酒厂上班的李嘉湖奉命到双泉乡矿泉水分厂去写“川西第一泉”五个18米长、3米见方的大字。2个多小时后,他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笔时,刘铭竹老师从很远的地方,伸出两个大拇指向李嘉湖走来,并说了一句话:“大成功,你可以出师了”。听罢老师的话语,李嘉湖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啊,从师十四载,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其实,这早已不是李嘉湖在广汉的代表作。作为职工,厂里书写宣传自然少不了他,作为广汉书法界的代表,地方不断有单位和部门找他,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91年广汉酒厂倒闭。而就在失去工作的1990年,对李嘉湖来说可谓悲喜交之年。

    那年,93岁高龄的师傅再次应邀到广汉龙居寺书写牌匾时,因寺里的小和尚骑三轮车不稳,翻到沟里,造成刘老师尾椎粉碎性骨折,翁同龢二代传人长期卧床不起,李嘉湖常来探望。那年521日中午,再到老师家,此时刘铭竹表情特别凝重的拿出一方印章,命李嘉湖跪接,李嘉湖忙遵命受印。但见印文是“翁同龢三代门人”,刘老师宣布:“翁相的龙相笔力以后就靠你传承了。”当时李嘉湖已是声泪俱下。(此印是刘老师托后来的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篆刻艺术家,西泠印社社会员王道义先生所刻。)此时的他已经从师习艺二十五年,而早在四年前,恩师就已经宣布他出师。师傅不同一般的严谨性格使他隐约感觉事情的不妙。果然在次年3月的一天,李嘉湖再来看望师傅时,刘铭竹对他说:“嘉湖,我的时间估计不多了,我想给你写一首东坡词,你过几天来拿。”过了几日,李嘉湖再到恩师家,师母把他拉到一边,拿起一纸团对他说:“聋子写给你的,他在发气,怪自己写不出来了,把它甩了,我偷偷帮你捡起来的,你捡好了。”师傅写的是什么呢?他赶紧打开一看,原来是苏轼词中的一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或许师傅预感自己已经将要离开人世,饱蘸的浓墨滴在纸上,形成墨团,看了师傅作品,李嘉湖内心五味俱全,一股凉气从头到脚,而这幅作品竟成了老师的绝笔。这一年农历四月初八中午,翁同龢的二代门人终于撒手人寰,驾鹤西去,享年94岁。

    刘先生走后的二十多年里,李嘉湖一直谨遵师门教诲,将书法艺术作为毕生追求,始终保持他拉架驾车时就养成的习惯,每天临池不辍,寒暑无间。坚持不懈地研习“翁体”,并遍习南帖北碑,对各家各派,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纵观他的书法特点,继承创新、柔中有刚、变化多姿、形态传神、以变求神。观李嘉湖写字,灵魂常常随之悸动,而后恍觉荡气回肠,心神振奋。细品李嘉湖的作品,笔墨与精神兼收,营造出和谐之气。

      2013年,李嘉湖客居成都。有了和更多文艺界名流接触的机会。偶然的一天,挂在家中的字被他女婿,身为巴蜀笑星的王曾郅(王宝器)演艺界的朋友看到,于是转而索求李嘉湖的墨宝。由此很快圈内形成李嘉湖热。架不住女婿的苦求,架不住大腕的盛情,李嘉湖这些年已经应邀为不少名人题写。为著名主持人李湘题“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为著名演员张铁林题《沁园春.雪》;为美国演员卡尔(中文名柯志凌)题三国孔融联“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为徐克导演题“胸藏日月书千卷,脚踏风云酒一樽”。其佳作还被国内外博物馆和收藏家收藏,乃致赠送国家领导人。                       

    巨大的荣耀没有给他带来过多的欣慰,因为据他了解,除翁同龢后人侨居美国外,翁同龢的另外两位徒弟的后人,以及现在学习翁同龢皇家书法的人究竟有多少都还是未知数。如何聚集翁相书法的后人和“翁体”书法爱好者,让它发扬光大呢?如今,李嘉湖老师希望通过此次的报道,找到翁同龢后人和翁相书法的嫡传弟子,还希望成立一个翁同龢书法艺术研究会,开展翁同龢学术论坛,希望将“翁体”书法这一中华文化瑰宝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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